2014年5月22日 星期四

自然寫作在台灣的發展


自然主義的文學,與地球上的環境保護,自然保育運動關連密切。可以說,當人類文明擁擠在城市之中,過度脫離了大自然這個母體,自然文學的呼求與創作量便愈高,在台灣尤甚。

台灣城鄉留存的美麗荒野愈來愈少,消失得很快,古老時代,那種林木蒼鬱,錄蔭處處,蟬聲蛙鳴的生活,消失得很快。城市與鄉野的分際模糊難辨,混亂無秩。可不是官方虛偽地宣稱:城市鄉村化、鄉村都市化的口號,而是城市變得愈來愈適合人居住,連鄉村也隨著城市荒漠灰調化了,因為工業區與工廠用地的規劃不良,紛紛進駐城市四週的鄉野,擴大污染與破壞的範圍,而綠地的挽救保存措施,則蕩然全無。尤其很多值得特別保護留存的地方,大部分人士皆不清楚它的價值與美好,也看不見。真正的原因在於「看不見」。我們台灣人對於土地的認知,恐怕只有專注在經濟價值上,對於美學和情感,以及歷史的認知,早已飛逝!

在台灣,環保運動方興未艾,越來越多的人投入記錄與觀察鄉土的工作,也有愈有俞多有關本土自然的優秀作品,以各種形式出現。有人記錄荒野,有人守候鳥群,有人搶救森林,有人回到過去荒煙蔓草的年代,尋找有關土地的古老典籍。

在台灣,劉克襄從早期淡水河四季的觀察,到如今寫鯨魚,成為一位研究台灣早期土地探險史的鳥人。他說:「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隻鳥,它便是自然。」「學習由見一隻鳥,看見整個世界。」劉克襄對於早期台灣那一批幾乎不為人知的博物探險史料轉換成容易閱讀的文學紀錄之開啟,有著絕對重要的頁獻。否則,那批湮沒的豐富文字紀錄,頂多也只是流傳於專業的人類學者或歷史考古學的領域之中而已。劉克襄使用他詩人般的筆,成功地將土地探險史轉換成史詩大河般的「自然寫作」文件,重新台灣人瞭解外國探險家或專業科學眼光中的早期台灣土地。劉克襄之後,這類文件的重新發掘與翻譯整理,漸漸成為台灣文化工作者瞭解一土文化的一項重要田野工作,荒廢四十年的工作、斷層的台灣歷史,似乎有了新的視野與更廣闊的銜接角度。

台灣原住民文學中也有自然寫作的證據,這與原住民本身的環境背景有著密切關聯;山清溪流、飛鳥野獸,原本便與他們的文化及生活息息相關。原住民古老的口傳文學與現代創作的作品,常常大量引用山川飛鳥、海洋大澤的象徵與圖騰,作為他們思考的基點,正是一種強而有力,平地作家難望其項背的自然文學。一位平地作家可能需要長久的磨練與轉化,不斷地試點與土地融為一體,試點成為一名自然人,才可能孕育出如原住民作家石破天驚,卻渾然自成的野生風格;不容諱言的,許多城市作家在文學格局的經營上遠遜於野生的原住民作家,狹小而侷促,似乎永遠脫離不了城市的擁擠頹喪。

  雅美族作家施努來常在信中以海洋潮汐的律動來問候友人,祝福友人;在他看來,蘭嶼的海洋律動與他的生活及思緒是極自然的一體,文字也是天成的。但由於都市文明的衝擊與接受漢化制式教育,許多原住民作家仍無法避免城市的思考模式,喪失了獵人的資格,心須費時長遠,迂迴曲折,才能尋回自己的母土文化。最具代性的便是泰雅族瓦歷斯‧尤幹,一位思想敏銳縝密的原住民作家;他的批判剖析迥異於一般人對於原住民作家漫漫天成的初步印象。又如年輕的排灣族警察作家亞榮隆.撒可努,其《山豬、飛鼠、撒可努》一書,是記錄原住民生活的散文集,他用輕鬆自然的筆法,質樸的文字,以十六個各自獨立的篇章,記述他的身世、體驗和回憶,把他和祖父、外婆、父親相處的點點滴滴記錄下來,呈現出他所認知的部落文化,特別是山地部落文化與大自然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從姓氏、狩獵、信仰,乃至於生存哲學。

台灣作家中,賴春標的搶救森林,洪素麗的自然散文,陳列寫玉山、陳煌的人鳥之間,徐仁修的探險誌,凌拂寫植物,民間學者洪田浚寫柴山,皆是台灣土地曆誌與自然寫作豐富多樣化的重要代表。

(摘自王家祥〈我所知道的自然寫作與台灣土地〉)